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

何清涟:美国法律如何对待政治公众人物的隐私?──辨析雷政富事件引发的争议误区

最近,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他人偷拍于五年前的不雅视频曝光,据说在63小时后就被免职。因为雷的事情牵涉到薄熙来2007年予以袒护,不雅视频的女主角亦被抓捕。由于有此背景,这次"反腐"引发了多重激辩,其中的辨题之一就是保护隐私与反腐败何者更重要?

提出这个议题的人有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腾讯微博上一个较有名的博主,他本人也在媒体任职,平时思想开放。而反对保护隐私重于反腐说的人则认为,中国官场太堕落,腐败时按中国特色,保护隐私时按美国标准。

反腐与保护隐私何者重要这一说法,在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情色日记网络曝光后就有人提出;"保护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按美国标准"这一说法,更是对美国相关法律的误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专门就此做一解析。

美国是最早从法律上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国家,对隐私权保护也最为完善,但就在这个国家,十多年前,曾发生过前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之间的"拉链门"事件,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公案;在雷政富不雅视频流传之前不久的11月中旬,美国中情局局长(CIA)局长大卫·H·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因其婚外情曝光而辞职。

克林顿总统的事纯系私情,中情局局长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也只涉及到私情,均与国家安全无关;也没有当事人假公济私、利用公权为情人及其关系人谋利等类情节。既然纯属私情,为什么在保护隐私方面堪称最典范的美国,这两位大人物的隐私,居然被大曝特曝,得不到美国法律的任何保护?

还有一件事情也会引起国人惊疑:今年3月4日,美国畅销色情杂志《好色客》老板拉里·弗林特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一整版大幅广告,征集美国高级官员 私生活不检点或贪污腐败的证据。弗林特称将为举报人保密,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经证实后得以刊登在《好色客》上,将可得到最高100万美元的奖金——这位老板要为杂志赚眼球,但他绝对不会为刊登一则侵犯隐私的消息而惹上官司。这是因为,政治人物的隐私在美国,远比普通人受到的保护要少得多。

美国法律史上,"隐私权"概念最早出现于1890年《哈佛法学评论》上一篇"论隐私权"的文章,作者是Samuel D. Warren和Louis D. Brandeis。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与实践,《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确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并规定了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不合理地侵入他人的隐私;窃用他人的姓名或肖像;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公开他人的不实形象。至20世纪60年代,隐私权逐渐成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当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隐私权与普通人的隐私权之间应该如何区分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公众人物"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于美国诽谤法。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伦南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的判词中,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这一概念。他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述了判决理由:"公共官员的问题辩论应当是无拘束、热烈和完全公开的,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攻击。"

该案的核心是阐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内容——表达自由,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最高法院于此开始引导美国人注意公共官员的特殊身份,这是"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与"联合公司诉沃克案"中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并且在其后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步确立了关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反向倾斜保护机制,在隐私权制度中确立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别保护这一法律制度。

在美国法律中,政治家、官员属于三类公众人物当中的"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 for all purposes)。由于他们的地位使其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其活动和言行都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因此对他们的隐私应当作必要的限制。

美国对待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实行弱保护的理由可简括如下:政治家与官员对社会具有管理职责,其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众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因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其私人信息纳入公众知情权范围;其道德修养与其健康状况决定其能否正确及时地解决公众的问题;个人财产状况说明其是否清廉,值得信赖。这类人物的道德和性格上的缺陷,是对公众和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法律如果保护公众人物的所谓隐私权,实际上等于主动放弃了对公众利益的有效保护。

采取公众知情权高于政治人物隐私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政治公众人物随意侮辱、毁谤。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真实恶意原则",政治公众人物因新闻报导中的内容有失实的部分可提出诽谤起诉,但必须证明媒体的报导存在"真实恶意",并且还需证明自己的实际利益因为这一部分失实的内容还确实受到了伤害。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属个人隐私,应予保护完全是错误理解。保护这种违背公德的所谓"隐私",其实就是保护腐败。这类吃喝嫖赌、劣迹斑斑的人充斥着中国官场,是导致今天中国政治糜烂与政府对中国人基本权利的巨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在保护隐私权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平民百姓的隐私权几乎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而对官员的隐私保护过度,甚至被随意列入"国家机密"范围。以前的两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包括今年的谷开来、王立军案,都没有公开审判,司法过程属于黑箱作业,禁止新闻媒体追踪报导,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认为雷政富这类完全违背公职人员道德、牵涉到权色交易的不雅视频属于隐私,应予保护,就等于宣示保护腐败。

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GFW之死(二)

GFW面对的是政治问题,技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它只是在拖延。
GFW在赢得拖延时机的同时,也在积蓄负能量。 当政治末日迫近,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许会突然如梦方醒,兴奋起来。
想想人们手持设备的存储空间,想想各种加密算法的普及,想想大数据和带宽的迅速发展,你就可以看到GFW的暮色苍茫。
GFW不能不严重伤害经济,不能不日益伤害新兴产业的未来,它必将遭遇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力。
它不仅需要屏蔽国外网站,还要投入可观的计算资源审查过滤国内的数据传输──内部作为内容创造舞台,逐渐取得与国外互联网服务媲美的地位,因为网民在进步,访问、使用网络的层次在提高。
因此仅仅屏蔽外部网站远远不够。
对于GFW可能面对的各种挑战,其作用各各不同,而利益作为观察问题的线索,可以作为讨论的依据。

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

为什么反对在Google+无端销号?

为什么我反对无端注销帐号?
对一个社交平台而言,分享的数据就是财富,如果没有那些帖子、评论存在,其吸引力也大打折扣了,除非你认为你分享的内容、发布的各种帖子毫无价值。
刚刚有人分享了我数月之前的一个帖子,Google+的搜索很方便(可以方便地检索到你感兴趣的内容),大家在一起互动的记忆也值得保留,而导出的数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然,有些原因是可以谅解的。)
附:上面提到的刚刚被分享的数月前帖子链接,虽然是转载,不影响其作为有价值数据的评判。

Google+

2012年11月21日星期三

(转载) 周舵:母亲的自杀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O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来源:共识网转自铁峰山人的博客

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

Paul Xu 评论一则

摘自 +102362029713686462855 的评论:
从业绩讲,显然江泽民是改革派。但是是他真心想改革? 想想他当初所处的环境! 他上台的时候,李鹏还在,他把朱容积从上海调去当副总理,第一件事就是去东北清理三角债。当时全国的国企基本都在负债,生产多少亏多少,少生产少亏,不生产就不亏。 否则哪个领导敢把工人大规模下岗,随便把工厂廉价卖掉?

至于WTO,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也就100美元,美国工人需要3千美元。傻子都知道搞加工出口是条好路子,能赚大钱。WTO的唯一威胁就是把个别没亏损的大型国企挤跨,但是当时他们认为这些企业早晚会跨,无所谓了。

到胡温的时候,因为私企的巨大需求,国企活过来了。既然活过来了,就需要保护。私下的好处不去说它。一个国企如果垮掉,几万人失业,按照现在老百姓的性格,一个工厂就是一座城市,整个城市一起闹事。武警是攻不进去的。私企规模小,工人早有失业的预期,好对付得多了。况且银行本身也喜欢给大企业贷款。

没有改革派,都是影帝。

谁是中共“改革派”? -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国际纵览

2012年11月19日星期一

私密与高贵

感情如果可贵,那就在于私有、私密。
重要的不是展示给众人看,而是自己把握好快乐、幸福。
两个人的私事对第三人根本不重要,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至多是扰民。
感情生活没有对错,没有公平正义,只有合适与否,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
#电灯泡札记

毛泽东思想中的法律意识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间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凌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为什么说GFW的寿命只有3~5年?

假设:A、GFW吃不透IPV6,B、中共不敢毁掉经济环境。
分析:随着技术难题越来越多,审查越来难以应付带宽和网民的急遽增加,网民的增量既有数字增长,亦有访问互联网需求的品质提升。这样根据A,审查技术不足需要借助于审查政策扩展,即容忍误杀率,干脆把一切无法监控的互联网服务一起干掉。这样就会严重破坏商业环境,危及B目标的实现。
结论: #GFW 的寿命只有3~5年。

问题:两个假设条件存在吗?试说明理由。

增加索引:GFW之死(一)

一些了解中国国情的书籍

李侃如《治理中国》,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其他的,如唐德刚、费正清、黄仁宇、许倬云的著作,都不错。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争论结果处理办法

我不总是寻求明确的结果,我至少可以做到清晰地呈现分歧,让别人自己判断。所以声势什么的和辩论留下的影响不一回事。
美国著名的司法大案常常不是大法官一致判决,而是多数判决,不同意的则留下备忘录,以供历史鉴定或者纠正。

对GFW的立场

我从来不为 #GFW把多数同胞屏蔽在墙内而开心,我从来不觉得 #GFW能带来任何益处,我从来不以 “#GFW把骂街的毛左挡在墙内”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人坏人,他们访问互联网的自由都不应该被剥夺。
#GFW是非法的,作出决策建设这一工程的、参与建设、维护的,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其危害之大,应该在情节上予以考虑,并且有必要推定其对于审查的目的、危害性质知情。

成熟与残忍


很小的时候养过鸽子,一次犯了错误(忘记什么事了),鸽子被父亲连盒子摔了,奄奄一息,然后不吃不喝,死掉了。然后再也没有养过宠物。
小时候对待小动物相当恶劣,落到我手里的蛇啦、老鼠啦,一般都是虐杀。
现在长大了,虽然不是热衷养宠物,但比较爱惜小动物了。
成熟不是残忍,幼稚也未必慈悲。

关于通信内容的隐私保护

关于隐私保护,我觉得哪怕政府获得个人资料也是不能接受的,除非必要的反恐、刑事调查需要,而且经过合法授权,妥善管理。
对于个人而言,邮箱、聊天记录等等是属于机密级别的,不论掉节操或者光明磊落的内容,一般都不能授权第三人进入窥视。
长期使用的帐号会牵涉很多人,这样的帐号如果授权给我处理一些事情,我会要求限时修改密码,就是说我会拒绝接受除了处理事务之外的非法权限。
我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否则我就觉得是一个不能保守秘密的透明人,就不是正常的人,需要小心说话的人。而本来,我私下沟通是毫无禁忌的。
不仅仅政治内容涉及安全,感情生活(Gmail里面的聊天内容等等)也涉及尊严。

参与政治指针

一个8000万人的组织在大陆搞不民主的政治,却禁止民众建立组织从事政治活动推动社会进步。这不公平。
有必要抛弃一个旧观念──“从事政治活动是非法的”,有组织的政治组织,比如 +黄琦 的天网,我相信Google+上的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支持他们。
个人根据情况参与政治,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个人更应该了解政治、法律常识,理解自由和各种权益。前者难度大,量力而行,后者是义务,每个人都可以或快或慢地达到目标,这是转型社会的必要一步──建立微观世界。
不因共产党宣布那些是非法的,那些就变得可怕、非法了,不因一直受限制,就心安理得地习惯于自行设限。
针对Google+上时政新闻的争论,同样不能因为中共指责那是造谣,我们就自行审查。
另外,国外似乎没有造谣的罪名,只有人身攻击、诽谤罪等等,在中国当前政治环境中,所谓的谣言常常被证明是当局试图掩盖的真相。而合理批评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天然权利。
我们应该更多地依据联合国官方网站上的《世界人权宣言》行使权利,而不是根据国内的限制合法权利的非法之法。惟一需要注意的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胡温十年大事记

胡温十年,非典封校。。。奥运会、世博会,汶川地震,诺贝尔和平奖,Google离华,东海、南海纠纷,打造GFW,陈良宇,薄熙来。很多人度过大学生涯。

最大的政治遗产:全身而退。

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