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宋彬彬道歉之后

作者:吴迪(启之) 原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07月17日

今年1月12日,文革"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及其同学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师们道歉,不意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群情汹汹,议论蜂起,唇枪舌剑,派别林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宋彬彬的道歉是否真诚,以及如何看待她在发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中的责任——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遭学生殴打并最终被折磨致死。彼时,宋彬彬是该校高三年级学生,据她和她的一些在场同学后来解释,她并未参与殴打,也曾试图劝阻,但未奏效。她在道歉信中表示,她没有尽到保护师长的责任。

虽然宋彬彬道歉事件过去已近半年,舆论也趋平息,但这一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将来不同形式的对文革的反思还会发生,分析这一事件所引起的争议背后的社会心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各种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论,以及私人信件往来,我将对宋彬彬道歉引起的不同反应概括为五种:赞成、反对、谴责、还不够,以及借题发挥。其中,以"谴责派"的声音最大。在我看来,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真相难求,共识缺位、宽容稀薄,以及族群对立、社会撕裂、暴戾之气充塞弥漫的现实。下面依次述之。

一、赞成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女附中的老师和宋的校友。他们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认为,宋劝阻了打人者,抢救了卞校长,不应该追究她。四十多年来,她替别人背黑锅,生活在阴影之中是不公正的。如女附中原校长王本中在1月12日的师生见面会上谈到,对于"八五事件","宋彬彬承担了一些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她"本人很坎坷很苦恼,希望她可以解脱,但是永远解脱不了,你把事实讲了以后也解决不了的,因为宋要武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了。"但是,这种声音很小,外界鲜有所闻。

第二种人是社会人士。他们或着眼于道德意义——宋的道歉有益于国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或着眼于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锁,将文革放在聚光灯下,使罪魁祸首无处遁形。或着眼于转型正义——文革中的作恶者无计其数,而道歉者凤毛麟角。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于法理——指责宋假道歉真辩解没有道理。道歉者有权自辩。

第三种人是文革研究者。他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历史的复杂性。比如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红卫兵乘机翻案""红二代占领道德高地"的说法,文革史学者丁东便在《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 ——答凤凰历史记者问》(2014-02-03)一文中指出,这次"道歉-反思"活动的参加者,并非都是老红卫兵和红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如当年女附中的"反动学生"罗治、父亲在肃反中自杀的"黑五类"子女冯敬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顾颉刚的女儿顾湲等。针对实验中学把宋选为"知名校友",并以宋给毛戴袖章为荣的指责,丁东认为,宋在校庆活动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以宋给毛戴袖章一事为荣的是校方。此事正说明学校负责人对文革的无知。

针对舆论指责刘、宋隐瞒真相的说法,文革史专家、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印红标认为,刘进、宋彬彬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只有澄清相关事实的责任,没有调查并公布全部真相的 资格和能力。

针对有人怀疑宋的动机,指责她辩解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二、反对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几个月前,他们化名出现在北京八中校友网,大骂陈毅之子陈小鲁,他在去年年底曾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发表公开道歉信。现在,他们又骂宋彬彬,并以各种方式向她施压。

第二种人是"毛左"。在他们看来,文革是好的,毛泽东是对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成风,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道歉会误导年轻人,把刘邓和红卫兵的错,栽到毛的头上。

第三种人来自亲官方人士。他们认为,现在的大方向是肃贪反腐,宋的道歉转移了大方向,干扰了中央部署。

三、谴责派。这一派包括各种人:激进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义者,等等。五派中,"谴责派"的声音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谴责"达人"多在海外,他们据时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而赞成派在国内发声,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师们说话最有分量,但是他们拒见媒体,除了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心有余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数校友则不想趟这个浑水,尤其是看到气势汹汹的谴责之后。时空语境之不同,更使刘、宋和女附中团队特别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严苛的言论空间中生存。

谴责派的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五:

(1)作秀说:宋的道歉是一场道德秀。

(2)辩解说:宋是假道歉,真辩解。

(3)掩盖说:宋的道歉掩盖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4)包庇说: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凶手,包庇了操控红卫兵运动的毛泽东 。

(5)否认说: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杀否认派"的大暴露。他们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 (《否认红卫兵虐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2014-04-02)

在这五种说法中,若说宋之道歉是"作秀",引来的却是亲友的埋怨,"毛左"的咒骂,上下左右的谴责,与其说她作秀,不如说她自找苦吃。"辩解说"不无道理。宋的道歉确实有辩解的成分。问题是,她有没有辩解的权利?她的辩解对揭示真相有没有好处?"否认说"则罔顾事实,横扫一切。它对文革大批判的复归,引起了众多的反感。   

"掩盖说"最复杂最细微,也最让局外人难以判断。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殴打卞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宋是否参加了红卫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领导的组织者?是否劝阻过打人的学生?是否将卞校长送到医进行枪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体史实。

而在这五种说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说"。其代表性言论如:你们称两次劝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们却说不出一个打人者的姓名?你们是真的劝阻了吗?如果是真,你们就应该知道打人者,而你们不说,就是包庇;如果说,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认识打卞的高一和初中的学生,那刘进(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调查了一百多人,难道还不知道打卞的凶手吗?还有一种质问,似乎更命中要害:毛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你们避而不谈毛在文革暴力中的作用,这是最大的包庇!

在谴责派中,激进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锋。激进者多在海外,占据自由言说之利,其言论对国内影响甚巨。"公知"多在国内,其标榜自由主义,怀抱宪政理念,追随者众。这内外两种力量相加,使谴责派在诸派之中,处于压倒之势。

激进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文革研究者、"八五事件"发生时为北师大女附中高一学生的王友琴,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的采访时说:"(宋彬彬)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 "(《开放》杂志,2004年1月24日)而国内的不少"公知"则把宋彬彬归为替"老兵"翻案,为"红二代"张目。

四、"还不够派"。在赞成与谴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间地带。很多人在这个地带留连。留连的原因有多种,有人是出于"政治正确",有人是出于中庸之道,有人是出于有保留的同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团队的调查,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做得还不够。不够的理由很多:因为她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刘长:《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2014-01-14) 因为她是给毛戴了红卫兵的袖章,把毛尊为红司令,红卫兵的暴力从此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她的名字引来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对武斗和暴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并没有承认这一责任。"(徐友渔:《国家更应该为文革道歉》,腾讯文化2014-01-13) 因为"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章立凡:《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余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

五、"借题发挥派"。大体上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朝人去,另一种人朝体制去。其共同点是以此为引子,由此及彼。比如,有人奉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以及"文革中的干将们、打手们、屠夫们,刀笔手们及早道歉是出路。"(解滨:《陈小鲁、宋彬彬道歉了,下面该谁了?》)有人指控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涉嫌打死了卞仲耘。

另一种人则以绍介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为职志,向体制、向首恶、向十七年教育开火,谈论"国家道歉"、"平庸之恶"、"转型正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如学者何清涟、萧瀚、徐贲、徐友渔等。

以上五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观点的传播,诸派会分化。比如我认识一位历史学者(他因在体制内工作,不愿公开姓名和他的电子信),刚开始,他对宋彬彬等进行指摘:"作为当事人,仅仅以'没有劝阻'就脱得了干系了吗?你当时压根就没想过劝阻嘛!甚至还跟着起哄了,还动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没直接打卞校长,是不是打过别人、骂过别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长丈夫的原谅为终极目的,本身就说明了她们不想成为那个罪行的当事人,没有勇气把自己划为那个时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求得死者家属的原谅,不如说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三天后,他却改变了看法,对我说:"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忏悔因子,毛左们极力反对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她们可以说是拓荒者。"至于促使他改变的原因,我没问,他也没说。

这些不同的派别显示出,文革纠缠改革,现实依然绑架历史。

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遗留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一方面,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对造反派进行了彻底且严厉的整肃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在1966年8-9月"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血腥暴力中负有重大责任者,非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当官发财,占据要津。因为文革成了禁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有司以防民口为职志,执政以护圈腾来延年。下有毛左为浩劫评功摆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蛊惑人心。使不少青年人渴望再来一次文革。

改革以来,官权独大,吏治败坏,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之风蔓延到全社会。和谐时时高奏,维稳压倒维权。一批"红二代"承父荫,施特权,党政军集体接班,垄断政经资源。杨继绳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分成五大阶层。第四个阶层是农民、工人、农民工,第五阶层是城乡贫困人口。杨的结论是:"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09-11》  )

这一背景使赞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启蒙意义。他们知道,一味地质疑宋彬彬的动机,一味地抓团队的小辫子,既不利于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于民间反思,更不利于敦促官方改变现行政策。如萧瀚在《"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严搏非则在《被低估的道歉》中指出,宋的道歉是"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象""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极权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丁东亦"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老红卫兵反对刘、宋道歉,是因为,一者他们对当年打人抄家心里有愧,二者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扰乱他们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至于"毛左"反对刘、宋发声,则是因为上有"保护首恶"的国策给他们撑腰,下有憎恨贪腐的民众给他们打气。

"事无两样人心别"。赞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节,是还原历史;谴责派看重的是动机,是细节,是群众情绪。赞成派从事实出发,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谴责派从印象、经验或理念出发,以政治诉求为目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曾言:"那些红二代,飞扬跋扈,搞极左行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被平反,变为西化派,倒卖国家资产。今天又把他们个人的罪行推到文革头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谴责派做出了与赞成派完全不同的选择——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把她们当做"老兵"和"红二代"的全权代表,把宋的道歉视为"老兵"为"红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团队视为"红二代"占了政经便宜,还要占道德高地,企图改写文革历史的一小撮伪善者、阴谋家和作秀分子。他们想通过对宋、刘,对女附中团体的谴责,控诉文革暴力,揭橥首恶罪责,批判现行政策,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还不够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绑架历史"——在文革之恶未得清算,某些红二代独占资源,某些官二代独享特权,社会心理仇富仇官的语境下,如果完全放开符号人物宋彬彬,他们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担心舆论的指责,害怕偏离"政治正确"。因此,他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团队过关。

"借题发挥派"中的两类人,动机大不同。朝体制去的是基于历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滞,做的是启蒙事业。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伤害者或现实中的失意者,他们有报仇雪恨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只要为了能够泄愤出气,即使胡编乱造也在所不惜。

宋彬彬道歉是一个试金石,它提醒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不能成为文革历史的遗忘剂,更不能成为血腥暴力的遮羞布。十年浩劫造成的集体创伤,远远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平复。

吴迪(笔名,启之)是研究文革的电子杂志《记忆》的主编。